第三届“读经典写笔记——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特辑展示（一）_

第三届“读经典写笔记——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特辑展示（一）_ 第三届“读经典写笔记——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特辑展示（一）， 

第三届“读经典写笔记——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特辑展示（一）_

编者按：由广东省文化学会、羊城晚报社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、广东电影家协会、广东视窗、广州图书馆、南沙图书馆、广东省文化学会乡村振兴研究院联合主办，广东省文化学会悦读文化专业委员会、演讲与口才专业委员会、何媒工作室协办的“第三届读经典写笔记--我的读书故事征文大赛”，自2024年2月启动以来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。即日起，大赛组委会在广东省文化学会官方号陆续推出“第三届读经典写笔记--我的读书故事征文”特辑，首期推出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、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刘斯奋的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条路》，中山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《我的“三本书主义”》两篇特稿，以飨读者。

刘斯奋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条路

中华读书报：您对古典文学研究颇深，曾出版了《岭南三家诗选》《黄节诗选》《苏曼殊诗笺注》《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》等著作，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始自什么？

刘斯奋：我出生于一个文化家庭，受父母的熏陶影响，从幼年起就大量诵习古典诗词，不仅背诵而且创作。十六七岁就掌握了各种诗词格律，而且能写得很像样了。例如有一首《观沼气发电有感》，是我十六岁的作品：“江湖浪迹任消磨，一旦逢春意气多。愿化明珠三万斛，直教流影乱星河。”即使在“文革”那样严酷的岁月里，我与一班密友私下仍旧坚持阅读、创作和交流。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又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注释，先后出版了《岭南三家诗选》《苏曼殊诗笺注》《黄节诗选》《梁启超诗文选》《唐宋诗词彩图辞典》《白话诗译宋四家词选》等七八种本子。这样一种研读经历，当然还加上后来对传统典籍的全面的涉猎，使我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比较深入的理解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。

中华读书报：能否具体谈谈您的求学情况？

刘斯奋：就我而言，主要是集中从三个方面下工夫：一是通过古典诗词入手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。中国历来有诗国之称。从古至今两千多年间，由于民众的喜好，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，甚至一度实行“以诗取士”，诗歌的作者之众，留下的作品数量之多，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光是成书于清代的《全唐诗》，就收入了49000多首，作者2200余人，而且还远不是全部。上世纪中叶成书的《全宋词》则共计辑两宋词人1300余家，词作约两万首。如果把其他朝代的都算到一起，那真是不得了。

这多如恒河沙数的诗词作品，就作者身份而言，上至帝王，下及各级官吏、文人墨客、和尚道士、市井游民，甚至青楼歌妓，各个阶层都有；而就内容而言，举凡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交通、风土人情、天灾人祸、艺术、爱情、劳动等等，真是包罗万象，无所不备。就表现方式而言，记事、抒情、述志、议论都有。特别是：这些诗歌作者的主体，属于当时的知识阶层。他们饱读诗书，四书五经一类的典籍，对他们来说是烂熟于胸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道德观、思想方法、审美观念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，并随时随地渗透溶化在他们的作品之中。后人通过阅读，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感受到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、价值取舍。可以说，这些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部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。加上它是文学作品，是靠艺术形象和情感抒发来进入人的心灵的。音韵铿锵，朗朗上口，易诵易记。也更易于接受。

中华读书报：从古典诗歌入手，应当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捷径。那么另两方面呢？

刘斯奋：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。历史是中华文化的主体，也是古代诗人们的生活依托。对古典诗词的热爱，使我对于历史、特别是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是把古代的史籍和当代的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读的。年轻时印象最深的当属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因为著者运用史论结合的写法，不仅介绍了史实，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，加入了自己的评判，显示出一种思想的高度，每每给人以意外的启发。很大程度增加了此书的趣味。当然，随着年事日长，我也读得更多，直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。毫无疑问，所谓历史，是人类为了求得生存与繁殖的权利，与大自然、与人类自身进行不断斗争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录，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无数的经验和智慧。这对于我们认识世界、把握人生，乃至从事各种工作，都是必不可少、极其宝贵的。

第三，是思想方法的确立。一个人的思想洞察力固然有天赋的因素，但后天思想方法的训练和确立更加重要。只有掌握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、科学的思想方法，才能摒除纷繁复杂的表象干扰，进行层层剖析和严密的论证，形成坚实的结论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信服的是马克思主义。作为入门的引导，我在大学学习期间，曾经十分认真地钻研过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？

刘斯奋：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：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，在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中，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。其与《周易》对于宇宙的变易认知，与中国传统的“衣食足，知荣辱；仓廪实，知礼节”的唯物主张，以及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民众诉求是相通的。近现代以来，中国人几经求索，马克思主义最终被共产党人接受，并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，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。其思想指导地位也由此确立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，对世界事物就无法透彻认识，只能流于就事论事，就现象谈现象。尽管旁征博引，看似高深莫测，却始终是钝刀子割肉，割不出血来的。相反，根据我数十年的经验，有了正确的思想方法，就能够在海量的、哪怕碎片化的阅读过程中，把有用的部分鉴别出来，提取出来，重新组合成新的认知和结论；同时也就能在十页八页之内，分辨出哪些书值得读，哪些书不值得读，不再为之浪费时间。

古典诗词、史学修养和思想方法，是我几十年来为文问学的三根支柱，如果说，还取得一些成绩的话，这三根支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的长篇小说《白门柳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写作时是否经常从书中或者您刚才提到的“支柱”中寻找力量？

刘斯奋：在我创作长篇小说《白门柳》时，能够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力求做到为历史传真。在进行艺术创造的同时，做到从历史事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乃至人物言行，都经过考证，有其出处和依据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它引导我致力于历史本质的进步，把揭示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历程，作为小说的思想制高点。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朝代兴亡观、传统的小人君子观和被美化的传统才子佳人观的全面突破。与此同时，《白门柳》在审美方面，还凭借我对古典诗词的修养，使作品从有场景气氛的营造到文字的表达，都始终洋溢着传统文化之美，充盈着含蓄内敛，温厚沉着的中国传统审美气息。

中华读书报：能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参与的关于陈寅恪晚年诗文论战吗？

刘斯奋：我在论战中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，始终抓住主要矛盾，直指对方的要害是学术其表，政治其里；并凭借对诗词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，对陈先生晚年诗文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，使对方无从辩解而最终高挂免战牌。这场论战也因此被学界认为是新时期具有标识意义的典型案例。

也是基于同样的能力，使我得以对“墓门深更阻侯门”这件纠缠百年的文化公案，做出令人信服的析证。

甚至我从事书画创作，综合的文化素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。使我的作品尽管不师古人，自成面目，但仍旧散发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。被誉为当代文人画代表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和林岗出版了《走出鸦片战争阴影：文化自信对话录》（花城出版社）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对话录？

刘斯奋：今年，我与林岗先生合作出版了《走出鸦片战争阴影：文化自信对话录》。这场对话的缘起是我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《从三教合流到四学融通——文化自信的一点思考》，发表在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上，也引起一些关注。但仍意犹未尽。有一次与林岗谈起，觉得不妨就为这个话题做一场对谈，谈得宽一些、丰富多样一些。难得林岗当即表示有兴趣。于是就谈起来。当时疫情还未结束，开始时是面对面谈，后来改为通过电脑在线上谈。谈完一个题目再想下一个。最后把录音整理成文。我们的宗旨是：彻底打破目前通行的论文写作程式，坚持“大道至简”，要言不烦。尽量用日常口语来解说学术问题，同时抓住要点，突出新意和创见。力求做到雅俗共赏，普通人都能看得明白。此书出版两个月后即增印，“豆瓣”评分是分。从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的反应来看达到了这一目的。

中华读书报：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，在世的或已故的，您想见到谁？

刘斯奋：很抱歉，我无法回答。事实上古今中外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有出色成就，能给我以陶冶、启发和帮助的，我都想见面求教。当然，古人已矣，想见也不可能，至于来者，有幸生于太平盛世，正是高才辈出之时，肯定随时随地都有握手言欢，樽酒论文的机会，不至于像当年陈子昂登上幽州台那样，“独怆然而涕下”的。

林岗：我的“三本书主义”

近日，中山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新书《漫识手记》分享会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行。在分享会上，林岗谈及《漫识手记》一书的写作经过以及关于日常读书、写作的思考。此文作为读书随笔，以飨读者。

从散步时的“东想西想”到成书

其实我原来没想过要写一本书。1998、1999年的时候，我还在深圳大学教书，那时候每天都散步，脑子就会东想西想。我觉得有些念头挺有意思的，同时，也有些问题已经思考好久了，就产生了想法：不如写几句吧。于是散步回去之后就写一写，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，持续了大概四五年。

这之后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有随时记录的习惯，开始是写在纸上，后来有了电脑就敲在电脑上。写到2003、2004年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自己脑子里的这种思索的兴趣和写作的能力，特别是写作能力慢慢消退了，消退了以后心情就比较平和，就没有再写下去了。

当初写了多少也没有算，题目也都是后来加上去的。原来只有一个日期，后来我想日期其实不是特别重要，因为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的某一段时间想过什么，那个具体的日子跟读者的关系没有这么密切。后来考虑到出版，就加了一个题目。

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正是处于将要不惑的年纪，但是我写的东西都是“惑”的，你说是不是不如人家？这本书写完若干年，四五十岁的时候，才开始真的能够体会到一点孔夫子说的“不惑”是什么意思。

从头到尾没有“创新”的想法

关于写作我有一个“三本书主义”的理念。

第一，要写一本有趣的书。所谓有趣就是说，这个书从你自己的角度看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你只为有意思而写。写作者应该写一本有趣的书，就是跟生活一样，如果一生找不到什么事情是有趣的话，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冤？都白活了；第二，要写一本挣钱的书。我自己发过一个宏愿，要写一本能让自己脱贫致富的书；第三，要写一本学术的书。

从我自己来说，有趣的书已经实现了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有趣；发财的书呢，我一眼望过去就是没有能发财的气象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跟钱离得非常远；学术的书呢，应该说我迈出了一步，但是非常不幸，我又退回来了。我有一本薄薄的书，讨论中国的口述传统和案头传统，这本书只能说是半步，我本来还想钻研下去，希望做一本稍微庞大的书跟之前的进行对接，但是后来我不大有恒心，被别的事情牵引，兴趣转移了，就没有写下去。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，就等下一轮再试试。这都是天意，不要太强求，但还是要有梦想啦。

我觉得写作者，不管你有多聪明，不管你采取哪种写法来表达，已经有很多前辈在前面了。如果是一个房间的话，所有的窗户其实都打开了，你不要想自己有多聪明，你能重新开一扇别人没有开过的窗户，早早抛开这个念头吧。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原创的年代，我们只是追随某一类前辈的脚步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所以在散文写作的传统里，我觉得也是这样。因为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“创新”的想法。

为什么会写“恐惧”

我之所以会写“恐惧”，可能跟早年的某种恐惧有关。我出生在1957年，那么你应该知道1966年的时候我是多大岁数，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，社会剧烈变化的开始。简单说就是，这个世界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。前一天你还走进学校上学，但是过了不久，你就变成了受到排挤的异类，生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这种恐惧倒不是说没有东西吃，要饿死冻死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是精神世界里的某一样东西突然不存在了。

我觉得人有一种天性，这种天性促使人把这个混沌和混乱的世界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。因为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是不可理解的世界，而不可理解的世界是无法生存其中的，除非你像阿Q一样麻木。这种恐惧支配着你去找某一样东西，它促使我在剩下的生命里去找到一个理解世界的方式，找到世界的秩序所在。为什么我会走上学术的道路，恐惧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。其实我对书不是特别有兴趣，只是我给自己头脑里的世界建立一个可理解的秩序，需要前辈帮助的时候，才会看书。

独立思考问题很重要

在人文领域，我觉得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很重要。具体地说，比如本科最后两年，研究生、博士这几年，一定要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、最基础性的东西。不单单局限于专业领域，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会涉及更多的学科。越到后来我越觉得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其实是类似的，一定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读一些看起来和专业不大相关，或者说不直接相关的一些名著。

记得曾经有好几年，我非常疯狂地读哲学、读历史，还有语言学、生物学的东西，甚至很多神学的书，托马斯·阿奎纳的《神学大全》，都是读英文版，还有奥古斯丁的《上帝之城》，我也是读的原文。

其实有的时候不用担心是不是和专业相关，好书永远值得一读，不是说本专业的书就值得读。我觉得书有两类，有一类有营养，有一类不大有营养，可能有相当多专业里的书是不大有营养的。但是有营养的书，你不会因为读了它们而阻碍你写出哪篇论文。当然，这个观点也不能强调得太过分，毕竟对于年轻的一辈来说，在专业领域里立足更加重要。我想起贾宝玉要学诗，他的私塾先生告诉他说，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，只是发达以后再学不迟。那么，好的书“发达”以后再读也不迟。

不要自我焦虑

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叛逆期，对自我看得比较重，这实际上就是帮助你建立自我的一个时期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看周围啥都不顺眼。性格非常叛逆，你说走这条路吗？我偏不走，其实也没有别的理由，就是我偏不这样。

长大了以后我发现，自我这个东西可以无穷定义，我不能准确地说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说它是，那么它就又不是了。我后来叛逆性没那么强了，但是这个时候，反而是真正的自我形成的时候。你会慢慢地觉得，你的生活态度，你的价值观，你跟你所看到的有些东西，天然地变得不一样。

这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关键在于，我们不要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自我，我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东西。自我实际上是在传统当中表达出来的，自我最终要变成个人能力，当你有个人能力的时候，不需要太反叛，实际上这个就是你的自我。

从叛逆到没那么叛逆，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不能拿我刚才讲的那一套去对一个年轻人讲，因为后半截是生活经验告诉你的。它不是那种获得性的教导，只有纯理性的东西是可以传递的，如果不是纯理性的东西，那就要靠生活经验的积累。

如果所有的经验都是可以传递的，那王朝为什么有一个固定的寿命？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，二十四史可是记满了教训啊！为什么统治者吸取不了？——因为这其中不纯粹是理性。慢慢生活，慢慢想，自我就会自然形成了。我说这个话唯一的一点意思就是——不要自我焦虑。

责编：何金德（何媒工作室）


第三届“读经典写笔记——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特辑展示（一）

编者按：由广东省文化学会、羊城晚报社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、广东电影家协会、广东视窗、广州图书馆、南沙图书馆、广东省文化学会乡村振兴研究院联合主办，广东省文化学会悦读文化专业委员会、演讲与口才专业委员会、何媒工作室协办的“第三届读经典写笔记--我的读书故事征文大赛”，自2024年2月启动以来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。即日起，大赛组委会在广东省文化学会官方号陆续推出“第三届读经典写笔记--我的读书故事征文”特辑，首期推出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、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刘斯奋的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条路》，中山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《我的“三本书主义”》两篇特稿，以飨读者。

刘斯奋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条路

中华读书报：您对古典文学研究颇深，曾出版了《岭南三家诗选》《黄节诗选》《苏曼殊诗笺注》《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》等著作，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始自什么？

刘斯奋：我出生于一个文化家庭，受父母的熏陶影响，从幼年起就大量诵习古典诗词，不仅背诵而且创作。十六七岁就掌握了各种诗词格律，而且能写得很像样了。例如有一首《观沼气发电有感》，是我十六岁的作品：“江湖浪迹任消磨，一旦逢春意气多。愿化明珠三万斛，直教流影乱星河。”即使在“文革”那样严酷的岁月里，我与一班密友私下仍旧坚持阅读、创作和交流。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又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注释，先后出版了《岭南三家诗选》《苏曼殊诗笺注》《黄节诗选》《梁启超诗文选》《唐宋诗词彩图辞典》《白话诗译宋四家词选》等七八种本子。这样一种研读经历，当然还加上后来对传统典籍的全面的涉猎，使我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比较深入的理解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。

中华读书报：能否具体谈谈您的求学情况？

刘斯奋：就我而言，主要是集中从三个方面下工夫：一是通过古典诗词入手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。中国历来有诗国之称。从古至今两千多年间，由于民众的喜好，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，甚至一度实行“以诗取士”，诗歌的作者之众，留下的作品数量之多，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光是成书于清代的《全唐诗》，就收入了49000多首，作者2200余人，而且还远不是全部。上世纪中叶成书的《全宋词》则共计辑两宋词人1300余家，词作约两万首。如果把其他朝代的都算到一起，那真是不得了。

这多如恒河沙数的诗词作品，就作者身份而言，上至帝王，下及各级官吏、文人墨客、和尚道士、市井游民，甚至青楼歌妓，各个阶层都有；而就内容而言，举凡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交通、风土人情、天灾人祸、艺术、爱情、劳动等等，真是包罗万象，无所不备。就表现方式而言，记事、抒情、述志、议论都有。特别是：这些诗歌作者的主体，属于当时的知识阶层。他们饱读诗书，四书五经一类的典籍，对他们来说是烂熟于胸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道德观、思想方法、审美观念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，并随时随地渗透溶化在他们的作品之中。后人通过阅读，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感受到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、价值取舍。可以说，这些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部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。加上它是文学作品，是靠艺术形象和情感抒发来进入人的心灵的。音韵铿锵，朗朗上口，易诵易记。也更易于接受。

中华读书报：从古典诗歌入手，应当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捷径。那么另两方面呢？

刘斯奋：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。历史是中华文化的主体，也是古代诗人们的生活依托。对古典诗词的热爱，使我对于历史、特别是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是把古代的史籍和当代的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读的。年轻时印象最深的当属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因为著者运用史论结合的写法，不仅介绍了史实，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，加入了自己的评判，显示出一种思想的高度，每每给人以意外的启发。很大程度增加了此书的趣味。当然，随着年事日长，我也读得更多，直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。毫无疑问，所谓历史，是人类为了求得生存与繁殖的权利，与大自然、与人类自身进行不断斗争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录，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无数的经验和智慧。这对于我们认识世界、把握人生，乃至从事各种工作，都是必不可少、极其宝贵的。

第三，是思想方法的确立。一个人的思想洞察力固然有天赋的因素，但后天思想方法的训练和确立更加重要。只有掌握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、科学的思想方法，才能摒除纷繁复杂的表象干扰，进行层层剖析和严密的论证，形成坚实的结论。就我个人来说，我信服的是马克思主义。作为入门的引导，我在大学学习期间，曾经十分认真地钻研过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？

刘斯奋：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：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，在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中，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。其与《周易》对于宇宙的变易认知，与中国传统的“衣食足，知荣辱；仓廪实，知礼节”的唯物主张，以及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民众诉求是相通的。近现代以来，中国人几经求索，马克思主义最终被共产党人接受，并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，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。其思想指导地位也由此确立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，对世界事物就无法透彻认识，只能流于就事论事，就现象谈现象。尽管旁征博引，看似高深莫测，却始终是钝刀子割肉，割不出血来的。相反，根据我数十年的经验，有了正确的思想方法，就能够在海量的、哪怕碎片化的阅读过程中，把有用的部分鉴别出来，提取出来，重新组合成新的认知和结论；同时也就能在十页八页之内，分辨出哪些书值得读，哪些书不值得读，不再为之浪费时间。

古典诗词、史学修养和思想方法，是我几十年来为文问学的三根支柱，如果说，还取得一些成绩的话，这三根支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的长篇小说《白门柳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写作时是否经常从书中或者您刚才提到的“支柱”中寻找力量？

刘斯奋：在我创作长篇小说《白门柳》时，能够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力求做到为历史传真。在进行艺术创造的同时，做到从历史事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乃至人物言行，都经过考证，有其出处和依据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它引导我致力于历史本质的进步，把揭示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历程，作为小说的思想制高点。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朝代兴亡观、传统的小人君子观和被美化的传统才子佳人观的全面突破。与此同时，《白门柳》在审美方面，还凭借我对古典诗词的修养，使作品从有场景气氛的营造到文字的表达，都始终洋溢着传统文化之美，充盈着含蓄内敛，温厚沉着的中国传统审美气息。

中华读书报：能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参与的关于陈寅恪晚年诗文论战吗？

刘斯奋：我在论战中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，始终抓住主要矛盾，直指对方的要害是学术其表，政治其里；并凭借对诗词创作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，对陈先生晚年诗文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，使对方无从辩解而最终高挂免战牌。这场论战也因此被学界认为是新时期具有标识意义的典型案例。

也是基于同样的能力，使我得以对“墓门深更阻侯门”这件纠缠百年的文化公案，做出令人信服的析证。

甚至我从事书画创作，综合的文化素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。使我的作品尽管不师古人，自成面目，但仍旧散发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。被誉为当代文人画代表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和林岗出版了《走出鸦片战争阴影：文化自信对话录》（花城出版社）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对话录？

刘斯奋：今年，我与林岗先生合作出版了《走出鸦片战争阴影：文化自信对话录》。这场对话的缘起是我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《从三教合流到四学融通——文化自信的一点思考》，发表在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上，也引起一些关注。但仍意犹未尽。有一次与林岗谈起，觉得不妨就为这个话题做一场对谈，谈得宽一些、丰富多样一些。难得林岗当即表示有兴趣。于是就谈起来。当时疫情还未结束，开始时是面对面谈，后来改为通过电脑在线上谈。谈完一个题目再想下一个。最后把录音整理成文。我们的宗旨是：彻底打破目前通行的论文写作程式，坚持“大道至简”，要言不烦。尽量用日常口语来解说学术问题，同时抓住要点，突出新意和创见。力求做到雅俗共赏，普通人都能看得明白。此书出版两个月后即增印，“豆瓣”评分是9.3分。从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的反应来看达到了这一目的。

中华读书报：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，在世的或已故的，您想见到谁？

刘斯奋：很抱歉，我无法回答。事实上古今中外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有出色成就，能给我以陶冶、启发和帮助的，我都想见面求教。当然，古人已矣，想见也不可能，至于来者，有幸生于太平盛世，正是高才辈出之时，肯定随时随地都有握手言欢，樽酒论文的机会，不至于像当年陈子昂登上幽州台那样，“独怆然而涕下”的。

林岗：我的“三本书主义”

近日，中山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新书《漫识手记》分享会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行。在分享会上，林岗谈及《漫识手记》一书的写作经过以及关于日常读书、写作的思考。此文作为读书随笔，以飨读者。

从散步时的“东想西想”到成书

其实我原来没想过要写一本书。1998、1999年的时候，我还在深圳大学教书，那时候每天都散步，脑子就会东想西想。我觉得有些念头挺有意思的，同时，也有些问题已经思考好久了，就产生了想法：不如写几句吧。于是散步回去之后就写一写，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，持续了大概四五年。

这之后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有随时记录的习惯，开始是写在纸上，后来有了电脑就敲在电脑上。写到2003、2004年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自己脑子里的这种思索的兴趣和写作的能力，特别是写作能力慢慢消退了，消退了以后心情就比较平和，就没有再写下去了。

当初写了多少也没有算，题目也都是后来加上去的。原来只有一个日期，后来我想日期其实不是特别重要，因为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的某一段时间想过什么，那个具体的日子跟读者的关系没有这么密切。后来考虑到出版，就加了一个题目。

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正是处于将要不惑的年纪，但是我写的东西都是“惑”的，你说是不是不如人家？这本书写完若干年，四五十岁的时候，才开始真的能够体会到一点孔夫子说的“不惑”是什么意思。

从头到尾没有“创新”的想法

关于写作我有一个“三本书主义”的理念。

第一，要写一本有趣的书。所谓有趣就是说，这个书从你自己的角度看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你只为有意思而写。写作者应该写一本有趣的书，就是跟生活一样，如果一生找不到什么事情是有趣的话，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冤？都白活了；第二，要写一本挣钱的书。我自己发过一个宏愿，要写一本能让自己脱贫致富的书；第三，要写一本学术的书。

从我自己来说，有趣的书已经实现了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有趣；发财的书呢，我一眼望过去就是没有能发财的气象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跟钱离得非常远；学术的书呢，应该说我迈出了一步，但是非常不幸，我又退回来了。我有一本薄薄的书，讨论中国的口述传统和案头传统，这本书只能说是半步，我本来还想钻研下去，希望做一本稍微庞大的书跟之前的进行对接，但是后来我不大有恒心，被别的事情牵引，兴趣转移了，就没有写下去。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，就等下一轮再试试。这都是天意，不要太强求，但还是要有梦想啦。

我觉得写作者，不管你有多聪明，不管你采取哪种写法来表达，已经有很多前辈在前面了。如果是一个房间的话，所有的窗户其实都打开了，你不要想自己有多聪明，你能重新开一扇别人没有开过的窗户，早早抛开这个念头吧。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原创的年代，我们只是追随某一类前辈的脚步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所以在散文写作的传统里，我觉得也是这样。因为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“创新”的想法。

为什么会写“恐惧”

我之所以会写“恐惧”，可能跟早年的某种恐惧有关。我出生在1957年，那么你应该知道1966年的时候我是多大岁数，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，社会剧烈变化的开始。简单说就是，这个世界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。前一天你还走进学校上学，但是过了不久，你就变成了受到排挤的异类，生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这种恐惧倒不是说没有东西吃，要饿死冻死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是精神世界里的某一样东西突然不存在了。

我觉得人有一种天性，这种天性促使人把这个混沌和混乱的世界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。因为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是不可理解的世界，而不可理解的世界是无法生存其中的，除非你像阿Q一样麻木。这种恐惧支配着你去找某一样东西，它促使我在剩下的生命里去找到一个理解世界的方式，找到世界的秩序所在。为什么我会走上学术的道路，恐惧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。其实我对书不是特别有兴趣，只是我给自己头脑里的世界建立一个可理解的秩序，需要前辈帮助的时候，才会看书。

独立思考问题很重要

在人文领域，我觉得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很重要。具体地说，比如本科最后两年，研究生、博士这几年，一定要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、最基础性的东西。不单单局限于专业领域，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会涉及更多的学科。越到后来我越觉得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其实是类似的，一定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读一些看起来和专业不大相关，或者说不直接相关的一些名著。

记得曾经有好几年，我非常疯狂地读哲学、读历史，还有语言学、生物学的东西，甚至很多神学的书，托马斯·阿奎纳的《神学大全》，都是读英文版，还有奥古斯丁的《上帝之城》，我也是读的原文。

其实有的时候不用担心是不是和专业相关，好书永远值得一读，不是说本专业的书就值得读。我觉得书有两类，有一类有营养，有一类不大有营养，可能有相当多专业里的书是不大有营养的。但是有营养的书，你不会因为读了它们而阻碍你写出哪篇论文。当然，这个观点也不能强调得太过分，毕竟对于年轻的一辈来说，在专业领域里立足更加重要。我想起贾宝玉要学诗，他的私塾先生告诉他说，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，只是发达以后再学不迟。那么，好的书“发达”以后再读也不迟。

不要自我焦虑

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叛逆期，对自我看得比较重，这实际上就是帮助你建立自我的一个时期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看周围啥都不顺眼。性格非常叛逆，你说走这条路吗？我偏不走，其实也没有别的理由，就是我偏不这样。

长大了以后我发现，自我这个东西可以无穷定义，我不能准确地说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说它是，那么它就又不是了。我后来叛逆性没那么强了，但是这个时候，反而是真正的自我形成的时候。你会慢慢地觉得，你的生活态度，你的价值观，你跟你所看到的有些东西，天然地变得不一样。

这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关键在于，我们不要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自我，我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东西。自我实际上是在传统当中表达出来的，自我最终要变成个人能力，当你有个人能力的时候，不需要太反叛，实际上这个就是你的自我。

从叛逆到没那么叛逆，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不能拿我刚才讲的那一套去对一个年轻人讲，因为后半截是生活经验告诉你的。它不是那种获得性的教导，只有纯理性的东西是可以传递的，如果不是纯理性的东西，那就要靠生活经验的积累。

如果所有的经验都是可以传递的，那王朝为什么有一个固定的寿命？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，二十四史可是记满了教训啊！为什么统治者吸取不了？——因为这其中不纯粹是理性。慢慢生活，慢慢想，自我就会自然形成了。我说这个话唯一的一点意思就是——不要自我焦虑。

责编：何金德（何媒工作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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